【人物名片】

朱桂军：男，1972年7月生，预备党员，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队员，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兼病区主任。

【凡人语录】

“我们在学医的时候发下了誓言，这就是我们践行誓言的时候。”——朱桂军

您作为第一批河北支援湖北的医疗队队员，同时又担任重症组组长，出发前心情如何?

出发前，我的心情有些忐忑和激动。当时微信都爆满了，朋友、领导、同事都发来问候，非常感谢大家。

河北支援湖北第一批医疗队150人中，重症组占到了61人。我们是1月26号晚上8:30坐火车去的武汉，这一晚其实没有休息，也睡不着。倒是没有特别多的恐惧，因为我们都是专业的医生，我本身也经历过很多重大的抢救工作，包括非典、甲流、H1N1、禽流感H7N9。当时最主要的是想了解武汉的一些情况。

如何合力完成救治任务，平安回来，是我当时想得最多的事儿。

到武汉后的生活条件怎么样?跟武汉方面是如何交接的?

我们1月27日凌晨4:30到了武昌站，住在武汉中南花园酒店，住宿条件还是挺不错的，因为春节期间没有服务员，只有酒店的中层干部在为我们服务。饭菜也是他们给我们做。经过短暂休整，下午派来一个院感的老师，讲了讲防护的重要性，然后我们就跟武汉市第七医院(以下简称武汉七院)进行了对接，了解了武汉七院的一些情况。我们河北医疗队接管武汉七院4个普通病区和1个重症病区，我负责接管重症监护病房，就是ICU病房，我问了问这些病人的情况。其实在火车上我已经找朋友问到了武汉七院的情况，我知道现实可能比我们想象得更复杂。

当时的武汉七院是一个什么状况?接管后做了哪些改变?

1月28日我们进到武汉七院病房正式开始工作。

武汉七院是武汉一家二级医院，用他们院长的话说，它是所有武汉地区二级医院当中条件最差、人员最少的二级医院。但是被列为定点医院之后，必须要收新冠肺炎病人，一天最高的门急诊量是1000多人，医务人员已经不堪重负了。

我们来到普通病房和重症病房，发现普通病房面临的一个困难是氧气压力不足。武汉当时的二级医院可能都这样，因为病人暴增，共用氧气，压力不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协调了很长时间，后来用搬运氧气筒来供氧。

我所在的重症病房真是比我想象得要差。第一它不符合重症监护病房的布局和设计，有层流但是不达标，还有床间距非常狭小，不符合新冠肺炎的防控要求。而且按照传染性疾病管理的话，应该要有3区两通道，清洁区、污染区和半污染区、医务人员通道和病人通道，但这个都是不具备的。所以我们就紧急开始改造ICU病房，把能做的都做到，包括哪个门只能进不能出，哪个门只能出不能进，哪个门要封死，医疗垃圾跟生活垃圾要做成不同颜色的垃圾桶……我们改造病区就花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在院感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把原来ICU的12张床扩大到了15张。

在接管和救治工作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一个难点是我们要熟悉武汉七院，要学习他们的病历系统，了解医院各个部门在什么地方，各个部门的协调人是谁等等，双方都要磨合顺畅才行。

再一个是当时床位紧张、抢救设备缺乏，核酸检测能力弱。当时武汉是“人等床”，ICU病房的床位更少，抢救设备极其缺乏，防护物资也非常匮乏。我需要考虑这个人进去之后下一个谁进去，然后我怎么去替换他，既不浪费防护物资，又能把活儿干好。后期随着防护物资、药品，还有机器设备的协调到位，病人住院的时间相对比较早，进入ICU病房也相对较早，后期的死亡率就明显下降了。

武汉第七医院核酸的检测能力在我们刚去的时候每天只能查50名患者，自己还查不了，需要送到中南医院去查。后期的话，我们武汉第七医院都能查了。

医疗队员来自河北省各个地市，都是业务骨干，但是大家的工作习惯不太一样的，理解程度也是不一致的，如何把大家的力量整合到一起，发挥合力，是最困难的。只有做到这些才有助于危重病人的救治。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重症医学科是河北省重症医学的质量与控制中心，这一点上我们发挥了优势，制定了很多医疗流程、护理流程，让大家按照这样的流程去做。真正顺畅的时候大约是第3周，那时候防护物资什么的比较齐全了，工作流程也理顺了。

连续工作那么多天的情况下，如何保证全队零感染?

大家连续工作30天的时候就比较疲劳了，很多人的生物钟已经紊乱了，怎么办?我们想了一个办法，每日一歌!每天在通勤车上大家合唱，比如《我和我的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这些歌曲鼓励大家。我们给自己打打气儿，鼓鼓劲，继续投入到战斗当中去。

我基本每天都去病房协调各种各样的事情，盯着每一个队员穿脱防护服，戴上两层手套，戴上护目镜，还要戴上面屏。我只是想让我们队员安全回科。一开始我们是白班夜班，发现不行，最终改成医生护士全是6小时班次。包括提前去接班，下班的时候交班，整个下来也得7个到8个小时左右，所以说穿纸尿裤上班就是一个常规了。

我们形容重症病房是寂寞的救治，因为重症的病人不可能跟你握握手，说谢谢。我回来很多人称我们是英雄，其实我想说一句话，这些跟英雄主义没有关系。我们在学医的时候，发下了誓言，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践行誓言的时候。

听说您在武汉火线入党，您抗疫一线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2018年我在参与事故救援时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到武汉之后，我们医院的党委，还有医疗队的临时党委同意接受我为预备党员。2月12日，我站在党旗下庄严地宣誓，正式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

我参加过很多次大型抢救活动，特别是到了武汉，看到了很多现场的情况，看到了党员不怕苦不怕累地冲在一线，他们发挥的先锋带头作用是我自己深刻体会到的。看到咱们党领导下的抗击疫情现实，怎么去办?怎么去解决?我想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下才能打赢这场仗。这也坚定了我必须入党的信心，这是我自己深刻的体会。

您来武汉，家人担心吗?与家人联系多吗?

我爱人是在外企医疗器械公司做呼吸产品的，她非常支持我。我走的时候我爱人怀孕6个月，有空我就发个微信报一下平安。到第3天第4天的时候，我突然想咱还能视频是吧?我当时都忙得想不起来用视频这种方式跟家里人去沟通了。后方包括我们医院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很照顾我的家人。

回来后心情如何?经过此次战疫，您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回来心情当然很激动，非常地激动，能够见到家人了，也终于能回家了!回来最想做的事儿其实挺简单，就是想好好地陪陪家人，过一过正常人的生活。

经历过武汉的55天，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从思想上都有一定的升华。第一，作为医生，遇到这种事情必须去;第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才能赢;第三，对于重症医学来说，通过这次疫情能看到它起到极大的作用，重症医学必须大力发展，才能从死神手里抢病人的生命，才能救更多的人。(河北省档案馆宋玉红采访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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