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家口堡建筑前，这里早在金、元时代就有了不小的村落、还有香火颇盛的千佛寺。在明朝推翻元朝的战争中，因宜府镇军民奋力反抗明军，导致明军“汤和克宣德府后拔其寨堡”， 后又朱元璋两次实行了“吏民同迁”的整体移民虚边的报复性政策，使张家口建堡前的这个村落彻底消失，发展出现了断档。万全右卫城的前身一一元朝就建立了驿站的得胜口这个村落，也应是同样的命运。直至万全右卫设立后，两地才又开始重新繁衍、发展。

《万全县志》和《宣府镇志》是追溯两地历史的重要文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两书中都有这样的记载，“时募卒戍边，沿塞居民，清水河西岸住晋间语人。因民户不足，调山西余丁充之，其中有张姓人繁齿定居，故有张家庄。”说明在清水河西岸被＂拔＂或被整体搬迁走二十余年后，通过从山西移民，在这里又繁衍出一个叫张家庄的村子。洪武二十年（1387年）后，明朝沿长城一线筑堡置军。戍边将卒、籍地百姓，均实行屯田制，从而演进为新的聚落。万全县境内土著人口大部分来自山西，从洪武到明末，境内新建聚落达90多个，占今村庄总数的二分之一还多。张家庄便是其中之一，而且是较早的，同期形成村落的还有李家庄、新河口、暖店堡等。可以说张家庄就是张家口堡的前身。

宣德四年（1429年）， 万全右卫指挥张文在万全右卫城东二十里、清水河西岸修筑张家口堡，属三类戍堡。张家口堡位于万全右卫、左卫与宣府镇之间，是扼守“翠屏口”、“张家隘口（大境门所在的隘口）”、“洋河”三处要害的“极冲”之地。张家口堡周长四里有奇，高三丈二尺，开东、南两门。成化十六年（1480年）， 展筑，据分析展筑的为今武城街一带。嘉靖八年（1529年）， 指挥张珍主持修葺、展筑城堡，“筑关厢一，高二丈，方五里”， 并在北城墙开筑了形如口的“小北门”。关厢主要将堡外日益发展的商业街市纳入保护范围。嘉靖十二年（1529年）， 又展筑。万历二年（1574年），“始以砖包＂， 标志着城堡大规模建设的完成。万历九年（1581年），“加修城堞阙楼”， 在城墙上修玉皇阁和魁星楼，增强了晾望和防守功能。驻军上，“初设操守，后改守备”， 设守备1员、把总2员，定编官军1199人。

明中期草原蒙古部落主要是瓦刺部和鞑靼部。嘉靖年间，鞑粗部日益强大，其首领俺答汗要求与明朝互市，经过长期武力争取，“庚戍之变”的第二年，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朝廷不得不在大同镇、宣府镇开设马市，每年互市两次，宣府的马市地点就设在万全右卫的新开口堡。后俺答汗想增加牛羊换粮食，明廷不许，马市遂停，第一次蒙汉互市天折。20年后的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廷与俺答汗达成封贡互市协议，明廷封俺答汗为“顺义王”， 并在宣府、大同、山西偏头关等地设立互市场所。宣府的互市于当年6月13日在万全右卫张家口堡北张家口隘口之外的正、西沟开市。俺答汗晚年及死后，其妻三娘子掌权，继续同明朝修好。她常经过张家口，去宣府城拜访右佥都御史宜府巡抚吴兑，吴兑也常赠礼物于她，来往频繁，蒙汉关系空前融洽。直到明末，使蒙汉间保持了70年的互市友好贸易关系。因靠近北京，张家口互市在明朝九边中规模最大、最稳定，张家口长城沿线边关呈现出“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商贾夜行”的和平景象。

当时，互市之所选择张家口而没选一山之隔的万全右卫城，主要原因一是右卫城的军事规格、地理位置比张家口更重要，不便互市，二是张家口隘口之外的正沟、西沟两道沟的缓坡上能容纳较多的人、货与牲畜，便于露天贸易，却不利于兵马运动。这一重要历史选择，让日后张家口的发展不但超过了万全右卫城，也逐步超过了宣府镇城。从而使明朝成为张家口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

张家口被定位大市所在，城堡建设的重点随之发生改变。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 宣府巡抚汪道亨在张家口堡北的市口建来（徕）远堡。来远堡，又称市圈，周长二里有余，城三丈五尺，堡开南、北、西三门，东临清水河，在河畔筑堤设水栅。堡内建有公署、营房、观市厅、司税房等。来远堡建筑以商为重、平战兼顾，战可固守，和可互市，来远堡的建设大大促进了互市的繁荣。据记载。张家口马市收购的马匹每年就达1. 8万匹，为大同马市的近两倍。成为京西最大的互市之所。来远堡内“规方壖地，百货纷集”， 长城外“穹庐千帐，隐隐展展”， “盖一时之盛也！”。“堡人习与虏市，远商辐辏其间。每市万虏蚁集，纷纭杂错。”隆庆和议后的开市，来远堡和张家口堡双城结构的形成，是张家口堡由“武城”向“商城”转变的一个重要拐点。原军事政治功能保留在下堡张家口堡，增长中的经济贸易功能主要在上堡来远堡。下堡商业区武城街遥遥与上堡相望，形成当年绵延数里的商业纽带。万全右卫城仍然承担着重要的军事防卫职责，为加强联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开辟了去张家口堡的黄土梁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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